当前处理非法集资罪案所涉法律及司法解释梳理

编辑:张强律师 法律咨询 2019-11-07 11:10:12

非法集资司法解释_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与集资诈骗罪的区别_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 集资诈骗罪

作者:魏东、李勤、钟凯、李红*

——本文系四川省刑法学研究会2015年度重点课题《非法集资犯罪问题研究》的阶段性成果,四川大学法学院和四川德阳市中院承担,成员有魏东、李勤、莫晓宇、钟凯、袁志、李红、何为、沈艳、欧阳丹东、邓自力、胡炬、杨春林、周静、王海燕、张时春,组长由魏东和李勤共同担任。本文系在正义网法律博客上首次公开发表。

非法集资犯罪跨行业、跨地域、跨人群、跨所有制等方面的特征决定了认定与处理该类犯罪的复杂性。可以说,非法集资犯罪首先是一个刑法问题,但却又是一个远非依靠刑法知识就能解决认定与处理等问题的犯罪类型。从在德阳中院调研的情况来看,实践中认定与处理该类犯罪时,对刑法规范以及相关法律规范或规范性文件的运用情况较为特殊,当中除了运用常规性的《刑法》规定、“两高”司法解释或者司法解释性文件、公安部的相关文件外,往往还广泛涉及其他行政法规、国务院及相关部门的通知、文件等。就现阶段来看,德阳市法院机关在处理非法集资犯罪方面常用的规范性文件就达25个,其中法律3个,分别为《刑法》、《银行业监督管理法》、《商业银行法》;国务院颁布的政令、文件、通知等7个,分别为《非法金融机构和非法金融业务活动取缔办法》、《国务院关于同意建立处置非法集资部级联席会议制度的批复》、《国务院办公厅关于依法惩处非法集资有关问题的通知》、《国务院办公厅关于严厉打击非法集资有关问题的通知》、《处置非法集资部级联席会议关于印发有关处置非法集资宣传教育材料的通知》、《处置非法集资工作操作流程》以及《处置非法集资部级联席会议防范和打击非法集资宣传教育规划纲要》;“两高”、公安部的有关司法解释或解释性文件5个,分别是《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依法严厉打击集资诈骗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犯罪活动的通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非法集资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非法集资刑事案件性质认定问题的通知》、《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印发的通知》以及《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办理非法集资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1][i]国务院各部委颁发的通知、文件共3个,分别是《公安部关于打击和防范非法集资违法犯罪活动的通知》、《公安部通报涉众型经济犯罪的主要表现形式及处理法律依据》以及《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国家广播电影电视总局、新闻出版总署关于处置非法集资活动中加强广告审查和监管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省、市两级的各类通知、函件共6个,分别是《四川省人民政府关于印发和的通知》、《四川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成立四川省打击和处置非法集资工作领导小组的通知》、《四川省公安厅关于转发的通知》、《四川省人民政府关于全面开展防范民间理财类公司风险工作的通知》、《德阳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调整德阳市打击和处置非法集资工作领导小组成员的通知》以及《德阳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的通知》;此外,德阳市中级人民法院还出台了《关于非法集资刑事案件涉案财物处置指导意见》。单从列举的诸多规范、文件即可发现,当前包括但不限于德阳地区的非法集资犯罪现状依然严峻,而犯罪的认定与处理又是一个牵涉面广、复杂度高、敏感性强的问题,这也为刑事审判活动在内的司法活动的开展带来了不少的难题。必须承认,在法治的框架下,如何有效治理非法集资犯罪,是包括德阳市两级法院在内的各级法院亟待解决的问题。

非法集资司法解释_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 集资诈骗罪_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与集资诈骗罪的区别

基于司法解释或解释性文件在司法活动中的实践性价值,我们考虑以既有的司法解释或解释性文件为研究的起点,确保文本和事例之间不会发生脱节,并为最终的对策与建议的提出打下基础。经过梳理,我们发现,自1979年刑法以来,我国关于非法集资犯罪相关的司法解释或解释性文件共8个(其中现行有效的7个),这8个司法解释或解释性文件既各有侧重,也在一些普遍性、共通性问题上存在交集,并表现出或互为解释或互为补强的特征。

第一,1996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诈骗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1996年解释”)。该解释已被《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废止1980年1月1日至1997年6月30日期间发布的部分司法解释和司法解释性质文件(第九批)的决定》明确予以废止,废止的原因是“依据已被修改非法集资司法解释,刑法及相关司法解释已有明确规定”。但我们发现,从概念、规范的沿袭来看,1996年的解释对随后近20年来我国非法集资犯罪相关的司法解释或解释性文件一直是具有传承意义和参考意义的,故有必要予以列举和分析。该解释是在1979年《刑法》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惩治破坏金融秩序犯罪的决定》基础上出台的一部专门针对诈骗案件的司法解释。该解释第一次在刑法解释文本中明确界定了包括“非法集资”、“诈骗方法”的概念,由此也就确定了非法集资犯罪所应具备的非法性(对应于“未经有关机关批准”)、利诱性(对应于“高回报率为诱饵”)、社会性和公开性(对应于“向社会公众募集资金”)特征。而这一概念在2010年以前几乎一直为各类司法解释或解释性文件所沿用,并在一段时间内成为了非法集资的标准化定义,即法人、其他组织或者个人,未经有权机关批准,向社会公众募集资金的行为。同时,作为司法适用规范,该解释也对认定和处理犯罪中所应注意的一些关键性问题进行了释明,在犯罪认定方面,该解释就对集资诈骗的个别关键性构成要件要素如主观上的“非法占有的目的”以及客观上的“数额巨大”和“数额特别巨大”的标准进行了列举式的说明;而在犯罪的处理方面,该解释第9条至第11条又对涉案财物的处置给出了原则性意见。

第二,2001年《全国法院审理金融犯罪案件工作座谈会纪要》(以下简称“2001年座谈会纪要”)。该纪要是2000年9月最高人民法院在长沙召开全国法院审理金融犯罪案件工作座谈会的会议纪要,也是正确理解和适用金融犯罪相关刑法规范的一个重要文件。虽然该会议纪要在性质上不属于司法解释,[ii]但在功能意义上却相当于司法解释。从内容来看,该纪要是立足于当时国内国际金融形势大背景下金融犯罪现实状况所做的研判与应对,共分两个部分。第一部分重点是对当时金融犯罪的严峻形势所做之剖析,并对如何切实加强金融犯罪的刑事审判工作,提高审判业务水平,加大审判工作力度,以更好地适应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新形势对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工作的要求所提出的一些宏观意见。第二部分重点是针对金融犯罪案件审判实践中法律适用的具体问题,以及法律和司法解释没有具体规定或规定不够明确的问题,给出的一些政策性意见。具体就包括:擅自设立金融机构罪的认定;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的认定;金融诈骗罪中非法占有目的的认定;集资诈骗罪的认定和处理(尤其是以反例的形式列举了两类可能的客观归罪的情形);金融诈骗犯罪定罪量刑的数额标准和犯罪数额的计算;死刑和财产刑的适用条件,共6个方面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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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2004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依法严厉打击集资诈骗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犯罪活动的通知》(以下简称“2004年通知”)。该通知同样不属于司法解释。相较于2001年座谈会纪要,该通知的立意更为宏观,也并不涉及犯罪的认定与处理等刑法适用的具体问题非法集资司法解释,可以说是当时打击非法集资犯罪的一种政策表达。从内容上看,该通知尤其强调从严惩处的方针和综合治理的刑事政策两项内容,目的就在于对法官审判思维方式的有效引导。如通知中提到的“司法为民”、“切实维护金融市场秩序和社会政治稳定”等表述,就表明了最高人民法院对非法集资犯罪刑事审判社会功能或社会效果的特别强调,也反映出在该类犯罪的处置上应是立足于“恢复”而非“惩戒”的政策取向。事实上,也正是基于该具体刑事政策的导向功能,近年来全国各地法院在处置非法集资犯罪的过程中,往往会较处置一般犯罪时更为强调政府与司法的配合、审判与宣传的结合、打击与恢复的统一,在定性的问题上往往会更加尊重或参考政府有关部门的认定意见;在审判职能之外,也会尤其强调以案说法,强化法制宣传所具之行为规制效果;此外,与许多犯罪的处理重定性轻处置不同,非法集资犯罪也往往更为重视恢复为犯罪行为所破坏之社会关系,高度关注涉案财物的处置、追缴、退赔等民生层面的问题。

第四,2010年《关于公安机关管辖的刑事案件追诉标准的规定(二)》。该规定是专门就公安机关经济犯罪侦查部门管辖的刑事案件的立案追诉标准所作之规定。该规定的全文共92条,其中涉及非法集资犯罪的立案追诉标准的问题共8条,分别是第5条欺诈发行股票、债券案;第24条擅自设立金融机构案;第28条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案;第34条擅自发行股票、公司、企业债券案;第49条集资诈骗案;第75条虚假广告案;第78条组织、领导传销活动案和第79条非法经营案。其中第28条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案基本只是对2001年座谈会纪要所列之立案追诉标准的复述,其形式意义在于将非司法解释文本所记载之内容予以了规范化(唯一的区别仅是增加了“其他扰乱金融秩序情节严重的情形”这一兜底条款),从而赋予该内容以规范意义,以便于司法援引。而第49条集资诈骗案则是对1996年解释的补强,在1996年解释明确了个人、单位集资诈骗“数额巨大”、“数额特别巨大”这两个量刑情节之后,又对“数额较大”这一定罪情节予以了规定,从而使得刑法第192条集资诈骗罪所对应之三档法定刑均有了可操作的具体数额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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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强律师简介:
2001年6月毕业于山东大学法学院,法学专业。
专注于劳动工伤、合同纠纷、房产纠纷、婚姻家事等民商事及刑事辩护领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