犯罪行为的产生

编辑:张强律师 法律知识 2019-11-02 17:06:12

犯罪的生物学以及心理学理论主要强调人与人之间的差异性,犯罪的社会学理论的研究目的是探究犯罪行为与社会文化环境之间的关系,希望通过社会学理论来解释犯罪产生的原因。以社会学为基础的犯罪学理论,旨在强调社会环境和结构以及社会化过程对犯罪行为的影响。20世纪之后,犯罪社会学已逐渐成为犯罪学理论的重心。

一般来说,社会学家不把犯罪当作个人的异常反应或者个人的病态反应,也不认为犯罪现象会在更公平、更正义的社会里彻底消失。从社会学的角度来看,犯罪行为是个人为调整环境压力所做出的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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冲突理论

雪林在《文化冲突与犯罪》一书中探讨文化适应与犯罪行为的关系,书中阐述了在以刑法为主的文化环境下行为规范的表现,犯罪可能产生于传统中产阶级文化与其他少数种族文化冲突的结果之中,两种文化由于内涵的差异而产生冲突。

雪林认为,法律是不断变迁的概念,过去被认为是犯罪的行为,现今可能变成合法行为;在某些地区被认为是违法罪犯的行为,在其他地方可能被视为合法行为。因此,他认为,若一个人因违反法律规定而做出的行为就被称为犯罪行为或者偏差行为,这种做法忽略了现代社会规范的多元性和异质性。因此,在研究犯罪行为的问题时,犯罪学学者应当避免采用法律的定义去看待犯罪行为

在此基础上,他以日常社会生活中的行为准则来进一步解释犯罪行为和偏差行为及其产生的原因。在多元社会中,一个人不隶属于某一个团体,而隶属于家庭、社会以及朋友等多元化的社会结构,因此,规范之间的冲突成为现代社会中不可避免的现象,遵从一个团体的规范就可能违反另一个团体的规范,且行为者可能不认为自己的行为违反了法律的规定。因此,在雪林的犯罪副文化理论中,人并不会违反法律实施犯罪行为,只是他遵守了一套与主文化标准不同的行为准则。

雪林还指出,肖和麦凯的社会解组理论,即芝加哥犯罪区位研究是文化冲突的最佳论证。社会解组理论认为,社会秩序、社会稳定和社会整合有利于大家遵守公认的社会行为准则,无秩序、社会分裂可能造成犯罪行为和越轨行为。一个团体、一个社区、一个社会的团结性越差、凝聚力越低、整合性越小,犯罪率就越高。社会解组理论的两位重要学者——肖和麦凯指出,低收入人群多、种群差异性大、人口流动率高是造成一个社区出现解组的三大结构原因,也是犯罪率高的重要原因。通常,如果一个国家或者地区的低收入人群多,种族差异大,那么这个国家或者地区通常正在经历着快速的工业化、都市化等过程,这些特点是该国家或者地区犯罪率升高的关键因素。

紧张理论

紧张理论的基本观点是:偏差行为是由于社会规范的混乱或解组所产生的,在个人面临社会环境的变化,或者在社会环境中遭受挫折后,很容易表现出反抗或者犯罪行为;当个体无法获得合法的社会地位或者适当的经济成就时,就会产生对挫折的反抗反应。

紧张理论认为,大部分人的社会价值和人生目标是相同的,但是不同人追求成功的能力和方式会受到自我所处社会阶层的影响,当低阶层的人们在追求成功的道路上遭受阻碍时,他们的内心会变得焦虑、紧张,滋生挫败的情绪。在这样的情况下,个体就非常可能寻找一些非法途径或者方法达成目标,或者故意用拒绝的态度来否定被整个社会普遍接受的价值观念。

紧张理论是20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最重要的未成年人犯罪理论。犯罪行为和守法行为都取决于每个人的社会文化环境和社会互动。犯罪亚文化在工人阶级背景的少年中发展,是因为这些孩子无法在中产阶级的世界里竞争,这就造成了他们的地位低下和生活的挫折感。未成年人的违法行为是他们对美国中产阶级文化价值和常规的抗议。这些孩子十几岁就加入少年帮派,他们的越轨行为通常是非功利性的、恶作剧型的以及存心作对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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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文化理论

很多社会学的犯罪理论都包含了文化差异导致犯罪的行为。最早提出运用犯罪亚文化理论来解释青少年犯罪形成原因的是美国社会学家科恩。科恩认为,犯罪亚文化的发展过程,实际是在建立另一种特殊的行为规范,并对这种行为进行维持和强化的过程。这种特殊的行为规范与一般社会的主流价值体系相反,且极易与之发生矛盾冲突。亚文化理论主要指部分群体认同其同辈团体或者其他小团体持有的价值体系,这些价值体系有悖于传统的社会价值体系,且不能为社会所容忍和接受。

沃尔夫冈和费拉柯蒂则明确指出,暴力亚文化是暴力行为的主要原因。亚文化是指某些团体或不在社会中占主要部分的团体内特有的规范系统。他们认为,伤害和谋杀背后的直接原因,通常是人们的思维方式,即价值、规范、行为期待才是引起暴力行为的主要原因,而不是社会环境。有些特定的社会亚团体早已存在推崇暴力的亚文化价值,并将其作为行为准则,这种价值规范为成员的暴力行为提供了精神支柱,增加了他们选择冲动的暴力行为解决问题的概率。一般来说,生活在亚文化团体中的成员,如果发生冲突或者看彼此不顺眼的情况,就会自然地想到用暴力来解决。沃尔夫冈和费拉柯蒂举了一个例子,在美国,居住在崇尚暴力亚文化地区、经济地位处于中低层的男性,必须对他人的侮辱给予暴力还击,才会在自己所在的社区中受到尊重;反之,不以暴力回击的人,就会受到责骂、鄙视或者排斥。在这种社区中,社区成员学习到的就是以暴力来解决人际冲突,这是大家都遵循的正常的方式,因此,使用暴力不会出现罪恶感和愧疚感。在这样的文化环境中,不小心产生的摩擦、稍微过激的言语等都会成为暴力挑衅的象征,从而引发越轨行为。

克洛沃德和奥林认为亚文化通过同伙团体的影响,即亚文化带来的氛围诱惑青少年学习犯罪。犯罪和机会理论强调的重点是,低层社会的青少年渴望达到中上层的生活水准,但由于自己所属阶层的机会阻塞,无法获得平等的机会和途径,便逐渐趋向非法行为,犯罪就是受到亚文化同伴团体的影响的结果。他们认为使用合法的方法是不可能达到目标的,所以逐渐偏离社会规范,开始运用亚文化团体的力量来克服适应的困难,如此一来,运用犯罪的手段去达成目标的机会就越来越高。

差别接触理论

萨瑟兰在《犯罪学原理》中提出差别接触理论。差别接触理论的提出是美国犯罪学理论史上的“分水岭”,也是美国犯罪学发展历史上的里程碑。他认为,与违法或者相关违法态度接触得越亲密、越长久、越频繁的结果是让行为人学习到犯罪行为的技巧、态度、动机,并易于将自己的犯罪行为合理化。差别接触理论就是指个人长期学习违法的态度,或长期暴露在反社会行为中,认为反社会行为是一种对自己比较有利的行为犯罪行为,行为人一旦对犯罪行为产生这种定义,就会从事犯罪。

在萨瑟兰提出“差别接触理论”后,很多学者对此进行继承和改造。其中,伯格斯和艾克斯的影响最为显著,他们将“操作行为理论”的概念整合到差别接触理论中,创造了“差别接触增强理论”。他们详细阐述了犯罪学习必经的差别增强作用、精熟阶段、持续阶段、停止阶段等过程。犯罪行为一开始从直接模仿而来,后来会持续下去,是由差别增强作用导致的,也就是说,一个人犯罪行为获得不同的奖惩结果,是决定此人未来是否会继续犯罪的重要因素。

中立化理论

赛克斯和马茨阿在1957年提出了中立化理论。中立化技巧可以看作弗罗伊德心理分析防御机制的衍生物,也是一种特殊的犯罪社会学心理理论。中立化理论主张,个人是否遵守社会规范,完全在于他们是否具有为自己的违法行为进行辩解的能力。赛克斯发现个人会下意识地扭转事实真相来为自己的犯罪行为进行辩护。如此一来,便可以使自我形象免受损害,或者使自己免于自责。大多数未成年犯罪人没有表现出对犯罪价值的认同,也不觉得自己是犯罪人,所以他们实施犯罪行为时,就必须中立化自己的行为,以减轻内心的罪恶感。

根据中立化理论,犯罪人通常用五种中立化技巧来暂时摆脱社会规范对自己的约束:否认自己的责任(我不是故意的,我只是忍不住);否认造成伤害(我没有伤害任何人);否认有被害人(他们自找的,谁叫他们在那里出现,谁叫他们带珠宝,谁叫他们要穿那么少);责备掌权者(大家都只盯着我,其实人人都在犯罪);诉诸更高情商或权威(我这样做,不是为了我自己,在友谊与法律间挣扎——我讲义气,我不能出卖朋友)。犯罪人认为周围的环境比社会的大环境对于自己更加重要,因此,顺从自己身边的小团体,并且做一些对团体有利的事情,可以将自己的违法犯罪行为中立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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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制理论

此理论认为,人性本恶,每个人心中都有欲望,所以违反规范或者做出犯罪行为是人性的一部分。因此,只研究为什么犯罪或者犯罪的动机无太大意义,反而是那些不违反规范或者从不犯罪的人更值得去研究,犯罪学家应该问的一个问题是:“人为什么不犯罪?”

在社会控制理论中,赫希的社会约束理论运用较为广泛。社会约束理论认为:人们行为的选择,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人们受到传统行为模式约束的强度。当个人的行为受到社会约束比较强时,其各种行为的选择都会受到社会规范的牵制和干扰;相反,如果个人的社会约束比较薄弱,他的行为就比较随心所欲,受社会规范的制约力较小。社会约束力是制约每个人心中欲望的重要力量,当社会约束减少或者消失后,发生犯罪行为的概率就会相应增加。

还有一个著名的控制理论分支是雷克利斯提出的抑制理论。抑制理论认为,人之所以可以抗拒犯罪诱惑,是因为这些人在12岁之前养成的“正面自我形象”和“自我力量”。个人为了维持正面的自我形象,通常会尽可能抗拒从事违法或者犯罪的行为,总而言之,抑制个人犯罪行为的力量包括以下五项:内在的抑制力、外在的抑制力、内在的推力、外在的压力以及外在的拉力。

生活方式理论

生活方式理论由Hindelang在美国从事被害者的调查研究时,于1978年发表的《个人被害——生活方式暴露理论》中提出。这一理论说明一个人之所以会遭到伤害,原因与其自身的某些特征有关。这些特征会导致被害的危险性增加犯罪行为,甚至成为犯罪行为的被害者,该理论的重心主要在生活方式上。

个人在社会化过程中,逐渐学习并适应了所属团体的规范、态度以及角色期望与社会结构的限制后,逐渐产生了一套适应性的行为模式。比如上学、就业以及休闲娱乐等日常活动,即为个体安排职业与休闲等生活方式。这种生活方式关系着个人是否于特定地点、特定的时间与特殊的人群接触。

犯罪者和被害者不是随机分布在社会中的,具有某些特性的人在某些特殊的时间或者地点更可能成为被害对象。个人的生活方式以直接和间接两种方式影响其被害的可能性:生活方式可以直接影响个人暴露于危险情景的机会;生活方式也可以间接影响犯罪者与被害者之间的相互接触,从而影响被害可能性的大小。

标签理论

标签理论认为,犯罪人是哪种人不重要,犯罪行为的本质也不重要,最重要的是犯罪人和社会观众(如民众和社会控制机构)之间的互动过程和互动结果。他们认为,如果没有这种互动,没有回应,犯罪行为不会存在,也就不会有犯罪人。

标签理论的重心包含犯罪化的过程和犯罪的职业生涯。标签理论挑战常识说法,一旦犯罪发生,社会最谨慎的反应是国家的干预:要么吓住犯罪,要么改造犯罪,要么监禁犯罪。标签理论者试图通过运用互动理论中的“犯罪”以及“越轨”的概念来说明国家的干预可能会产生意想不到的结果,即本意是阻止犯罪行为,结果却成为促进犯罪行为

乐默特在1951年提出了“原始越轨行为”和“衍生越轨行为”的概念。前者指初次违法行为,这种行为通常对行为人没有什么影响,而且很快就会被忘记;而后者指原始越轨行为被发现后,被贴上标签,改变了行为人对自己的看法,并进行自我人格重组,逐渐改变自己的生活方式,养成了犯罪的习惯。

贝克尔则认为,是社会的上层阶级成员为社会的下层阶级成员订立了规矩。同样的行为,因为行为人的社会地位不同、场合不同,所得到的社会反应也会完全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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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强律师简介:
2001年6月毕业于山东大学法学院,法学专业。
专注于劳动工伤、合同纠纷、房产纠纷、婚姻家事等民商事及刑事辩护领域